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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:陳嘉韻 攝影:曾慧明

 
  二次大戰後,德國牧師馬丁.尼莫拉(Martin Niemoller)為讓世人銘記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血腥恥辱,曾寫下懺悔短詩,而該詩被刻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:
  最初,他們來抓共產黨員,我不說話,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;
  接著,他們來抓社會主義者,我不說話,因為我不是社會主義者;
  再來,他們來抓工會會員,我不說話,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;
  後來,他們來抓猶太人,我不說話,因為我不是猶太人;
  最後,他們來抓我,已經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。
希特拉時期 德國牧師馬丁.尼莫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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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人面對不公義,而選擇沉默,最終可能要付上沉重的代價。這道理從古至今皆適用,即或今天的香港,面對2017普選有可能要落空,大家仍要被認受性低的特首和他的班子所管治,政制被扭曲傾斜,弱勢仍要受盡欺凌剝削,你還可以獨善其身啞忍嗎?相信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,至少有部份人,他們選擇站出來,其中包括:戴耀廷副教授和朱耀明牧師。

佔中發起人: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、柴灣浸信會牧師朱耀明、
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建民

聖經中的公義

  作為佔中的發起人,戴教授和朱耀明牧師對公義的詮釋,跟某些教會領袖所領受的不同。他們不約而同點出,聖經中有多處地方闡明上帝所指的公義是甚麼?其中最為信徒熟悉的是舊約小先知書(彌迦書六章八節)中所言:你們要行公義,好憐憫、存謙卑的心。

戴教授指佔中源自公共神學的理念。
  在戴教授看來,佔中是源自公共神學,當中涉及到信仰如何在公共空間,如公共政策和制度中作出參與。這參與並非基督徒可有可無的部份,而是基督教信仰重要的一部份。就如(彌6:8)的經文都有提及到公義,公義的訊息不論在新舊約都是非常貫切的。因行公義是基督徒當盡的責任,所以他關注的是基督徒如何行公義。

  要行公義,需先了解聖經新舊約所指,有關公義的原則是甚麼。所謂公義,其實就是要關注弱勢社群,關心他們的需要。而這種關注,並不是單單為他們發聲伸長正義,而是要針對當中不義的制度。要對付這些不義的制度,就要著手處理制度本身的問題,並非只針對個別不義事件去處理。

  至於朱牧師就認為,要回應這議題,最重要的是「行公義」,「好憐憫」,這是非常重要的社會準則。不論詩篇或以賽亞書,都提及惟有公義才可產生和平。當我們追求社會和諧,必先要有公平公義的制度。不可叫人一面倒傾斜向和諧,除非使用武力和暴力。

  有信仰的人是會更明白何謂公平公義,因人性的尊嚴是教會說得最清楚明白的。按聖經所言,我們是同等按著上帝的形象被造,所以無分彼此,互為照顧。惟有一些人願意犧牲,才能補足別人的不足。

最惡毒的政治武器

  朱牧師又指政制未來的發展,本應由議會、立法會和政府三方共同商議。可是最不幸之處,是設立了臨時立法會。95年直選出來的議員,97年便要落車,再組織臨立會,並在選舉立法會議員時,採用了比例代表制,議會的投票,亦使用分組點票的方式,這種方式是最惡毒的,剝弱直選議員贊成或反對的能力。

  只要政府在功能組別中取得16票支持,就可以硬推一些違反民意的政策,議事堂再不是一個可正確議事的地方。即使91年香港有人權法,並取消公安條例,但臨立會卻重提這兩條條例,令如今許多示威者因參與示威,要面對公安條例的起訴。

朱耀明牧師指有人願意犧牲才可補足別人的不足。

  「有時真的使人感到唏噓,殖民地時代尚且會保障人權,但如今卻被收窄,民意與政府施政不脗合,卒激發起許多民怨,令不少人走上街頭示威。」這在朱牧師看來是多麼的不幸, 因反映了現今政府在施政上,是多麼的一意孤行,並不是人民所期望的,因而令人產生無奈感。

為公義爭普選

  正因如此,戴教授指出這次站出來爭取普選,便是要針對不義的制度。若按中央的言論,就是將人劃分不同等級,令部份人可享有較其他人大的權利。但從聖經角度看,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的,兩者存在著基本的衝突。

  加上公義是要針對對弱勢社群的保障,但現時的制度扭曲,向有錢人傾斜,令弱勢社群利益得不到保障。故我們才要爭取普選,即使有信徒會認為我們所指的民主制度,並不是聖經內所講的制度,但觀乎整個民主制度的內涵,孕育與發展,就會發現打從中世紀至今,基督教教會在這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

  「當然,你不會在聖經內找到民主二字,但箇中隱含了對人性尊嚴的尊重,對權力所抱持的懷疑態度,都跟基督教信仰相配應的。故對我個人而言,這次和平佔中行動,並非單純一場政治運動;而是我個人的信仰之旅,為要實踐神給我的使命。」

  而朱牧師則點出自己在04年已有作抗爭的打算,他提及昔日利用公民抗命成功爭取訴求的,包括有印度聖人甘地。「甘地受到主耶穌的登山寶訓所感動,啟發他犧牲自己造福人民。後來又有馬丁路德金以身試法,來顯明他本身尊重法律,但同時間又特顯了當時法律的不公。」

  或許有人會問,既然仍未展開諮詢,那來不公平?但其實目前的制度經已很不公平,30萬人選1200人出來,再由這1200人選特首,這選舉制度可謂跟你我沒關連。一個制度公平與否,是宗教界所關注的。誰人執政掌權並不是教會著眼的重點。

  作為牧師,他們不會理會掌權者是誰,所起用的官員是何許人,他們所關注的,是政府的產生過程中,人民要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。

非一時意氣的運動

朱牧師對記者詳述佔中緣起。
  「佔中的目標和宗旨很清楚,過去30年,港人一直致力爭取普選。打從1984年,我們便爭取4年後立法會直選。當時宗教界都有參與民間的民主促進聯委會,爭取回歸後有普選。透過高認受性的政府和議員,來保障香港的人權、法治、自由。」朱牧師三言數語,就把佔中的源起,向我們一一道來。

  雖然1988並沒直選,但在1991、1995年,香港的立法會都有直選,所以對港人來說,一人一票的直選並非新鮮事。即使有普選,香港從來也沒有亂。但每次都總會有人擔心這、擔心那,就像30年前一樣。朱牧師續指:「當91年有直選立法會議員的產生,宗教界便預期按著時間表,會有政黨誕生,他們可與政府商議政制發展的進程,因此宗教界淡出了政治舞台。」

  直至2001年,宗教界有感議會本身運作不到,因而成立了香港民主發展網絡。當時有人要求重新啟動民主運動,他們重新審視基本法,發現07、08年可改變選舉方法,便希望能改變分組點票、比例代表制,同時普選行政長官。

  朱牧師憶述當時一些學者和時事評論員,在2002、03年間草擬了一些方案,可是政府卻在03年4月6日釋法,令07、08沒普選。這是相當令人憤怒和失望的,因香港政制發展不單是個鳥籠,還是個棺材,將民主埋葬了!

教會的分歧

  面對佔中,不同教會領袖先後透過各個媒體、網絡平台發表他們的意見。其中有認同,亦有反對的聲音。一些知名度較高的牧者發表的言論,就成為媒體廣泛報道的對象,亦有不少信徒透過網絡平台討論有關言論,引起信徒或非信徒間的廣泛熱議。由此可見即使大家擁有同一信仰,但面對政治問題,教會的分歧仍是無所遁形的。

  「只因傳統福音派,較著重福音的傳揚,個人得救、個人成聖,長久以來對社會事務缺乏關注。即使關心,都只是較狹窄的社會議題。」論到當中的分歧,戴教授有如此體會。

  教會的分歧其實早在80年代已出現,當時教會為香港前途作了許多建議。面對前路不穩,他們可做的是與人同行。故那時教會積極參與社區事務,更產生了《信念書》和《宗教自由聲明》。

  朱牧師稱那時有許多人會引用《羅馬書》13章的一句經文,指出人要順服掌權者,但他認為單看此話並不全面,因他們沒有提到上帝要設立的政府,是賞善罰惡的,是公義行事的,這才是教會所看重的基礎。

  「假如上帝只是要人順服,就不會有摩西領猶太人出埃及,離開當時不公義的政權。故此當我們看《羅馬書》13章的同時,亦要看《啟示錄》13章。在《啟示錄》中提到,一個不能履行公義的政府,只是一隻猛獸。

愛與和平作調和

朱牧師指不應單憑(羅13章)一句經文,叫人去做順民。
  提到這次運動,戴教授指內裡包含著公民抗命、非暴力抗爭兩大元素,兩者並非完全一樣的東西。非暴力抗爭某程度上會有對立的時候,而公民抗命最重要的是它的道德感召。「我們把這兩種東西混合在一起,再主張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,這在人看來真的很矛盾。」

  可是現實世界就是如此,因在現實世界中會有許多元素同時間共存。用佔領的字眼,毋疑會引起人質疑。但他們強調的是非暴力抗爭模式,至於用愛與和平,就是一種公民抗命的元素。公民抗命並不是要令人有損失,反而是利用自己的犧牲,來換取一種喚醒。

  「至於要如何平衡兩者,就好像煮餸一樣,須在食材上加上鹽、糖作調味。」戴教授直言,自己起初構思時是落重藥,以佔領為主,才引起這麼多關注。後經陳建民(對方為非信徒)教授,以愛與和平作撰文,將公民抗命元素調得重一點,才會有現在的修訂。

  戴教授坦言:「也許部份人認為愛與和平老掉了牙,亦有人會認為佔領手法過激,他們所關注的都只是這兩個元素所佔的比重。但毋庸至疑的,是兩者雖有所不同,但卻是必須並存,不能二選其一的,這可是我近期反思得來的結論。」

公民覺醒

  對信徒來說,公民抗命與非暴力抗爭都合乎原則。早期教會存在於抗爭與抗命的歷史洪流中,這抗爭並不代表信徒要去攻擊別人,但至少會反抗,甚至乎有可能要使用一定程度的武力。如今使用非暴力的方法作抗爭,從而去爭取公義,這就一定合乎信仰的原則。

  至於公民抗命,就是一種比非暴力抗爭低度一點的手法。它以犧牲自己為主,從而產生一種道德感召。是否所有信徒都要進行有關抗爭。戴教授認為並不盡然,因神對每個信徒,在不同階段都有不同召命,未必每個信徒都要走在抗爭、抗命的前線,這要由信徒自己作決定。「我期望透過這次和平佔中的行動,讓基督教教會思想和討論制度不公的問題,同時啟發信徒去反思信仰。」

  他明白若今次不抗爭,只會帶來兩個後果:一是大家完全死心,不會再談公義與否,只單顧自己的事。因為無法改變這不義的制度,惟有等中央拍板。另一是使人走向更烈的抗爭,有部份人,甚至一些較激進的信徒,都會認為與其和平的方法行不通,倒不如利用暴力手段達到目的。

  在朱牧師看來,這場運動是公民覺醒的運動,是要喚醒所有人,不要常陷在無力無奈中,而是當人願意發聲,就能夠堅實地踏出成果。所以他們希望喚醒沉睡的人,幫助那些自覺無力無奈的人,故這是場為無能者充權的行動。

談判籌碼

戴教授相信,只要積聚到足夠的人支持佔中,便可與中央就普選問題周旋到底。
  如從理智角度分析,只要有足夠願意委身的人去參與今次行動,要成功還是有機會的。戴教授指出若錯失此次機會,便會陷入更困難的境況。而他最近亦與學者陳雲對談,對方指出:「能勝才有和的機會、能戰才有談的機會。」這論點戴教授深感認同,因為若沒有戰鬥力和勝算,對方根本可以不理,更遑論談判呢!

  所以他們正積聚戰和勝的能量,這能量一日未出現,和中央談也沒意思。有了本錢,才有得談,有得和。只要有十萬人支持他們的公投方案,他們便具備了談判的籌碼。

  這幾十萬人不一定會參與佔領中環,但至少同情或認同他們的理念。故若按原定計劃進行,有關公投可望於明年四月展開。如能取得足夠支持,他們便有把握跟對方談判,冀能取得共識達至真普選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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